印太围猎之下, 中国还有多少“战略时间差”？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文｜胡键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1 引言
战略安全总是与战略机遇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战略机遇塑造战略安全，而战略安全也会制造新的战略机遇。战略机遇是时间与空间良性互动的结果，而时间总是空间中的时间，空间又与时间共存。所谓“机”就是指天运之变化、日月之运行，这体现的是时间；“东西为广，南北为运”，“运”则体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融合。所谓“遇”就是“不期而会”， “遇”从寓声，“寓”本义为寄居，从禺声，“禺”为“十里之地”， 所指的是空间。所以，无论是“寓”还是“禺”都有空间的意义；而“辶”与行动有关，也就与时间上的“运”有关。因此，所谓“时间差”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时间换空间”，这里所说的时间是平常意义上的时间，空间则是人们在运用时间过程中的时间间隔即时间本身的“空与间”，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本文讨论的“战略时间差”， 就是讨论对时间的运用以及在战略安全中正确把握时间中的空间，从而抢占战略博弈的优势地位并谋取新的战略安全。时间在战争中常常得到重视，例如《孙子兵法》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先做到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捕捉时机战胜敌人。孙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时间。
时间被用于战略上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时间点。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提出了“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s）， 用来指宏观历史过程的临界点。二是时间段。基准时间作为一个临界点是与某一个时间段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段内的关键“转折点”就是基准时间，而事件的发生、发展在一个时间段内是有量变和质变的，临界点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基准时间”。不过，对这个时间段里的事件进行分析更具有战略意义。实际上，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在提出“基准时间”的时候，也是将历史置于一个时间段里来考察的。他们认为：1500年代表了1487—1522年之间海上航行的开辟；1860年代表了1840—1870年之间各种“现代性革命”的繁盛；1942年代表了1929—1949年之间发生的各种危机。当然，除了这些一等基准时间之外，在一个时间段内还会有一些二等基准时间、三等基准时间。三是时间过程，也就是以时间为标准将战略目标分解，在不同的时间段实现具体的战略目标，最后达到总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 以及中共十五大提出“分三步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等， 都体现了时间的过程性。
由此可见，时间从来没有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缺席。不过，时间观在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时间理解是静态的”。这种观点是基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永久性”以及“人性和国家行为的深层次动机的永恒性”来认识现实主义的时间观。然而，现实主义恰恰在“无政府状态的永久性”“人性和国家行为动机的永恒性”的状态下，强调实力与时间变化的高度正相关性，即国家实力的成长必须与时间相对应，否则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这应该说不是一种静态的时间观。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时间观，笔者完全赞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时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进程，而不同行为体在相互依赖的权力结构中进行“分配和讨价还价”。建构主义强调共有观念建构国际政治结构和行为体的身份及利益， 同时有学者指出，“在论述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发展上，建构主义似乎暗示了一种进化论的观点”，“其时间观体现了西方文化霸权”。温特强调，无政府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间一起变化的，即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建构”文化。这与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上述时间观都是宏观时间观。宏观时间观或曰“长时间”观在国际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但战略研究总是忽视时间。尤其是微观时间即具体博弈中的瞬间时间，基本上不会在战略规划和战略目标中有任何位置，因为判断战略安全总体态势的时候，“长时间”考察更具有科学性，也更能把握其发展趋势。这大概是因为微观时间所“容纳”的只是具体的事件，而不是长远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微观时间观在国际战略层面完全没有意义，微观时间运用得好，往往会对战略制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引入“战略时间差”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战略博弈和博弈各方的战略安全，其中的时间观既包含宏观的时间观，也包含微观的时间观。另外，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宏观时间”“微观时间”不是规范性概念，本文主要是指在博弈中的时间长度。而时间的长度也是相对的，博弈延续时间有的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这可以归为宏观时间；而博弈延续时间只是瞬间性的，则归为微观时间。
2 “战略时间差”的内涵
“时间差”在国际战略博弈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用好“时间差”，一方面可以回避对手的锋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己方有机会做好进攻准备。在战略决策上巧妙地利用“时间差”，使在这个时间上所作出的决策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引发的是具有战略性的结果。这样的“时间差”，我们称之为“战略时间差”。不过，尽管是战略与时间结合在一起，但“战略时间差”中的时间观并不都是宏观时间观，也包括微观时间观。正如前面所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时间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大多数是宏观的时间观，战略问题与微观时间结合起来的情形，在国际关系、战略研究领域中均比较罕见。那么，如何对“战略时间差”的时间进行分类？
第一类是国际关系史上在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中的时间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是瞬间性的时间，属于微观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是在战场上对“时间差”的运用，若运用成功就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或者说可以反败为胜，甚至获得长久的战略优势。例如，春秋时期，齐鲁之间的“长勺之战”就是“战略时间差”运用的经典案例。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初，齐国军队进攻鲁国，鲁人曹刿见鲁庄公。《左传》对战争前的描述比较详细，诸如有人问曹刿为什么要“掺和”、凭什么去作战等一系列问题，但对战争的描述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赘言：“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文章只用了“鼓之”“未可”“可矣”“逐齐师”几个词语，就把战争中的“时间差”完整地刻画出来。战争结束后，通过鲁庄公与曹刿的简单对答阐述了把握“战略时间差”的具体情况，即“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场战役的历史背景，是齐桓公为称霸诸侯而对周边各诸侯国进行征讨。此前，齐鲁之间爆发了干时之战（公元前685年），鲁国大败。接着就是长勺之战，实际上，鲁国已经国力疲弱，根本无力抵抗齐国的进攻。然而，曹刿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最终打败了齐军。而造成“敌疲”的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战略时间差”，最终以弱胜强。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根本改变了齐桓公的争霸策略，即从军事征讨转变为威望征服。20年后，尽管齐国霸权已经确立，但鲁国并没有因此受到威胁，相反，鲁国因长勺之战而利用“战略时间差”，以弱胜强，既改变了齐国的霸权策略，也维护了鲁国的长久安全。
第二类是国际关系史中在时间段上表现出来的“战略时间差”。这样的“时间差”一般不易让人理解，往往被认为是暂时妥协或忍让，而不是“时间差”。然而，时间段上的缓冲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差”，这种“时间差”的时间是宏观时间。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这实际上就是“战略时间差”的运用，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宏观时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国情和特点，从而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方针，并将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 这就是时间段上的“时间差”问题。日本处于进攻阶段的时候，中国由于实力弱小，所以利用广大空间暂时避开日本的锋芒，等待进攻时机；当日本的实力被拖垮之后，中国的实力却因抗战而获得增长，这时候就是中国进攻的阶段。如果把抗战的三个阶段压缩为时间点，我们就会发现很像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另外，毛泽东还强调“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以及“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把战略宏观时间观念与战术微观时间观念的“时间差”有机结合，是战争辩证法与“时间差”意义上的辩证法最成功的运用。
第三类是时间过程上的“战略时间差”。这个时间过程既可能是微观时间也有可能是宏观时间。任何博弈都是处在具体的时间过程中，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时间差”就有可能导致博弈失败；反之，则会扭转乾坤。例如金门炮战案例。早在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就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 但7月27日，毛泽东却决定暂时放弃炮击行动，原因是担心美国对中国的炮击行动作出激烈反应。随后，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战略时间差策略。7月31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周密部署下秘密来到了北京。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随后，会谈公报说，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会谈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苏联的这些举动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毛泽东如此行动就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之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队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正是采取了“战略时间差”的策略。
具体步骤是：第一步，使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第二步，双方发表一份会谈公报。第三步，正式而简洁的欢送仪式。第四步，赫鲁晓夫好大喜功，回苏联后反复播报公报内容。因此，这一切都会导致蒋介石和美国生疑，误以为中国日后的行动是中苏双方商定的，而美国担心苏联的介入，最终不敢对炮击金门作出过激反应。而在这几个步骤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赫鲁晓夫访华的时间作为“战略时间差”，并用“行为话语”进行设疑，给美国和台湾当局制造了疑点， 从而使中国在中美金门、马祖的战略博弈中获得了主动权。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战役中还是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取得最后胜利靠的不是匹夫之勇，“战略时间差”的成功运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当然，要把握“战略时间差”，首先，选择好“二传手”，这个“二传手”可能是具体的人或事件，也有可能是一种情势。其次，找准进攻点，也就是所谓攻对方所必救之处。再次，抓准进攻的关键时间点，只要抓住了进攻的关键时间点，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战略时间差”，进攻的方法则可在强攻或轻取之间随心所欲地选择。
3 “战略时间差”的把握与国家的命运
“口水战”并不能使国家在战略博弈中获得优势和取得胜利，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同样，直接对抗也不可能获得战略博弈优势，而且也不是战略博弈的正常状态。《孙子兵法》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案例众多。
（一）中外古代运用“战略时间差”的成功案例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战争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希波战争中，有不少运用“战略时间差”的成功案例，取得了事半功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1.案例一：南梁之难
战国时期，齐威王以善于纳谏用能和励志图强而名载史册，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而魏国在桂陵之战中被打败，十年后恢复了元气，开始对外进攻。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了一次诸侯盟会，但韩、齐两国没有赴会，于是魏惠王下令围攻韩国南梁。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就是把握“战略时间差”。此策略是田忌提出的，他认为，在韩魏两国之兵都没有疲敝的情况下，齐国援助韩国，就等于是代韩国受魏国军队的攻击。齐国应该暗中答应救助韩国，让韩国奋力作战。等到双方进入消耗战阶段，韩国支撑不住的时候，齐国再出手援助也不迟。韩国果然在获得齐国承诺的情况下与魏国展开了激战，结果五战五败。于是齐国对魏国宣战并出兵，魏国战败，从此走向衰落。
这个博弈步骤是：魏国攻打韩国的南梁——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暗中答应援助韩国，刺激韩与魏拼搏，但齐国却迟迟不出兵——韩魏酣战以后，双方都已疲敝——齐国出兵援救韩国，魏国战败。博弈中，齐国在微观时间意义上精准地使用了“战略时间差”，既援助了韩国并使其因此感激齐国，也彻底削弱了魏国，魏国名将庞涓被射死，魏太子申被俘， 而齐国也在宏观时间意义上使用了“战略时间差”，使齐国重新称雄于诸侯，开启了称霸东方的时代。
2.案例二：秦攻宜阳
公元前308—前307年，秦国攻打韩国宜阳，周赧王非常担心紧靠周的秦国因此独大，这对周来说是绝对不安全的。因此，周君问计于赵累。赵累同样运用了“战略时间差”博弈，其步骤是：首先，秦国攻打韩国宜阳，东周担心秦国独大而不安全。其次，楚国是秦国的最大对手，周君劝楚将景翠援助宜阳——到这一步骤，博弈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秦韩两国博弈转化为秦楚韩三国博弈，目标还是宜阳。再次，楚将景翠出兵援助宜阳引发了新的博弈：秦国大为惊恐，害怕景翠趁秦军疲惫进行袭击，赶紧把煮枣献给景翠；韩国也因此重谢楚将景翠；东周感激楚将景翠。最后，博弈的结局是，“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在整个博弈框架中，时间虽然延续了大约一年，但从事件本身来看，是微观时间的博弈。最初只是秦韩在宜阳问题上的博弈，但博弈对象的敏感性极高，使得东周、楚国也都进入博弈过程。由于东周依然是诸侯之上的“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微弱的影响力，同时也想继续维持自己微弱的影响。东周看似处于博弈之外，但秦一旦强大，东周的地缘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赵累没有劝周君直接干预秦国，相反由于东周式微，赵累劝周君纵容秦国攻打宜阳，同时又劝楚将景翠出兵宜阳，实乃让景翠虚晃一招以化解秦国的势头，从而减轻东周所面临的强秦的压力。因此，景翠出兵援助宜阳这件事就成为东周借助的重要“二传手”，使东周成功地对秦国打了一个“战略时间差”。
3.案例三：伊阙之战后的赵国形势
伊阙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93年，这场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众多文献如《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 都有记载。伊阙之战为秦军扫平了东进之路，使得秦国在随后的战争中势如破竹。
伊阙之战后，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通道，由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各个歼灭韩国、魏国及西周联军，并打算乘胜追击直取西周。西周虽小但具有象征意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过，西周毕竟已经国弱势衰，所以想借用赵国的力量来平衡秦国，因为赵国在魏国北边，而且与秦国搭界，最有可能对秦国造成压力，更重要的是赵国在历经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后，国势强盛。然而，有人对赵国权臣奉阳君李兑建议，不要让秦国攻打西周，而是让秦国继续攻打魏国。理由是，劝说秦国继续攻魏，一方面，赵国可以为西周解除秦国的进攻威胁；另一方面，魏国则会因担心无法对抗秦国的进攻而求救于赵国，希望通过赵国来与秦国讲和，这样，赵国的“国际地位”将骤然提高。如果秦魏两国不讲和而再次开战，这不正是最初的打算吗？这样既保全了西周，又使秦、魏开战，赵国就可以坐山观虎斗。
这里的博弈内容和步骤是：第一步，秦国攻打西周，西周求救于赵国。第二步，西周把赵国邀请进入博弈目标，赵国却劝秦国不要攻打西周而是继续攻打魏国。赵国博弈的目标有二：一是秦魏继续战争，二是魏国请求赵国斡旋以求秦魏讲和。于是进入博弈的新阶段。第三步，秦魏继续战争（前提是秦国军队尚未休整好，且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秦国也担心赵国为西周而发起武力“干涉”，这样，赵国就因解救西周而获得了“国际声望”。这里其实是秦—西周—赵国之间的三方博弈，魏国只是三方博弈的牺牲品）。第四步，在秦魏继续战争的情况下，魏国请求赵国斡旋以求秦魏讲和。这步博弈中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赵国斡旋成功，实现了秦魏讲和；另一个是秦魏无法达成讲和而继续开战。前者，赵国直接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后者，赵国达到了为西周解围而让秦魏开战的目标。
这是一个宏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从上面对复杂博弈的分析来看，作为旁观者，赵国的心态是，赵国与秦国、魏国皆为邻居，秦国、魏国强大对赵国不利。因此，当西周来求赵国，赵国的目的是既要保全西周又要树立赵国的威望。所以，赵国设置的最高目标是：用秦魏复战（继伊阙之战）来保全西周和削弱秦魏两国；同时树立赵国威望。若不然，即便秦魏议和，因赵国暂时置身事外而仍然作为议和的斡旋者，这同样可以保全西周且树立赵国威望。在这一博弈中，赵国成功运用“战略时间差”，利用秦国的“伤”势和魏国的“颓”势来延续自己的国势。应该说，赵国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4.案例四：雅典筑城墙
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从雅典败退，雅典人为安置自己的人准备重建城市和城墙。然而，拉栖代梦人得知后不愿意雅典或任何其他城邦建筑城墙，因为拉栖代梦人已经对雅典感到恐惧了。雅典人就此派一个使团去拉栖代梦。
具体步骤是，第一步，雅典政治家、军事将领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请求以最快的速度派他去，但要等城墙建筑到一定的高度能够防御的时候才出发。第二步，不是立即谒见斯巴达政府当局，而是利用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第三步，拉栖代梦人听说雅典修筑城墙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泰米斯托克利对他们说：那是谣言。他建议拉栖代梦人应当派人去雅典证实。与此同时，泰米斯托克利秘密派人带信回雅典，要求雅典尽可能留住拉栖代梦人的使者，但不要公开拘禁他们，直到他自己一行人回到雅典。第四步，泰米斯托克利的同僚到了斯巴达，告诉泰米斯托克利城墙已经修好。第五步，泰米斯托克利才对拉栖代梦人说出了实情。
在这个宏观时间的博弈中也有微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泰米斯托克利用一个“拖”字，直到雅典成功修筑了城墙，才向拉栖代梦人明确表达了雅典想法：城市应当有一道墙，这无论是对于雅典还是希腊联邦都是有利的；如果不能让同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拆除城墙的话，那么雅典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就是正确的。出于对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卓越表现的好感，拉栖代梦人也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
（二）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进程中“战略时间差”的运用
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进程虽然都以权力政治学为基础，强调硬实力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们也同样会注重软实力的运用，包括对“战略时间差”的运用，从而减少战略消耗以实现自己的大国成长。这里以英国和美国为例来分析战略时间差的运用与大国成长之间的关系。
1.英国
一般都认为英国的崛起是由于工业革命，但如果简单地从工业革命来理解英国的大国成长进程是非常肤浅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但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英国商品不能走出去，那么工业革命就会在英国引发更严重的过剩危机。例如，钢铁产业畸形发展便是如此。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火车、轨道等对钢铁的需求骤增，于是大量的资金被投入钢铁产业领域，“大量资本之所以被吸引过来，可能多半不是因为人们进行了理性的盈亏计算，而是因为技术革命具有浪漫的魅力，铁路当时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奇妙的象征，它足以让平时循规蹈矩的人摇身变成梦想家”， 结果，经济危机首先就是因钢铁产业的泡沫破裂而引发的。然而，在英国最重要的棉纺业中，并没有出现诸如钢铁产业的泡沫破裂现象。这要归功于土地贵族与工业资本家之间智慧性妥协的博弈。
其博弈的步骤是：第一步，18世纪7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第二步，继续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避免引发土地贵族对工业资本的对抗。第三步，1831年议会改革，在先进制造业之下推行关税保护，“谦卑”地认为本国工业产业依然“幼稚”。第四步，1846年，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迅速对外扩张。
很显然，这是一个宏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在半个多世纪的产业发展中，英国不仅考虑了内部社会的稳定问题（如第二步）——若像钢铁产业那样急于求成，那么很可能引发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也考虑了在英国资本对外扩张中的持久竞争力问题（如第三步）——先夯实基础，再谋求对外扩张。正因为如此，英国才从废除《谷物法》以后获得了对外资本扩张的巨大收益，“1840年初，英国所积累的海外放款量可能有1。6亿英镑，19世纪50年代初增至约2。5亿英镑，可是在1855—1870年间英国海外投资量平均每年有2900万英镑，故而到187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存量累积已达10亿英镑。” 不难看出，大英帝国在产业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所利用的“战略时间差”，才是它成为19世纪世界霸权国的最直接的原因。
2.美国
美国的崛起固然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科技革命有重要关系，科技革命也的确是关键性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美国“巧用战争的时间”，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战略时间差”。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步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为霸权国，成功地取代了大英帝国维持百年之久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固然是因为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时机，但也由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准确地把握住了“战略时间差”。
我们先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的战略博弈：第一步， 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于1914年8月4日发表“中立”声明，这使美国从协约国的军火订货中获得了刺激经济的生产能力。第二步，经过三年的战争之后，协约国处于劣势，英国被削弱，也意味着英国在未来将无力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第三步，德国的优势显现（“无限潜艇战”），可能威胁美国未来的主导国地位，于是美国于1917年宣布参战。第四步，抢占国际道义高地，倡导“正义与和平，反对自私与专制”。
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的战略博弈：第一步，宣布“中立”和“不干预”。第二步，1940年法国沦陷，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在欧洲不断扩大；伦敦大轰炸，欧洲大国都被削弱，英国首相丘吉尔急于争取美国支持，但美国继续要挟英国：美国可以参战，但英国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第三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最终决定参战。
从上面的情况看，美国将宏观时间与微观时间的“战略时间差”运用得非常娴熟，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博弈几乎如出一辙，先是“中立”，在交战双方消耗差不多的时候，传统大国已经被战争削弱，而战争的强势一方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导国时，美国借助于传统大国的“势”又抢占国际道义高地，努力摧毁战争中崛起的另一方，从而达到稳操胜券和战后稳占霸权国地位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8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是一样，美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由于战争开支的巨大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38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1 350亿美元”。所以，美国崛起并成功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除技术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充分地利用了“战略时间差”。
4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对战略本身而言，“战略时间差”的把握既是在具体事件中以时间为轴的“巧实力”运用，也是通过具体事件制胜而营造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手段。因此，“战略时间差”对中国崛起进程的战略安全十分重要。从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获得战略期预期和实现战略安全，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要善于利用“战略时间差”来创造战略机遇期和实现新的战略安全。在中国的整体实力尚不能与世界主导国匹敌的情况下，在战略博弈中坚持运用“战略时间差”以巧取胜才是上上之策。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巧妙运用“战略时间差”成功抓住战略机遇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新兴技术因素，即科技革命；二是权力的转移，即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化；三是西方主导国家的战略失误。中国从这三大因素中寻找到为中国提供战略机遇的“战略时间差”。
1.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虽然萌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率先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技术上占据优势而获得了世界主导权，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认识并不十分敏感。尤其是在冷战的帷幕之下，新科技革命对国家成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各国的重视，只是少部分国家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新科技革命的技术“味道”，开始跟随美国的技术革新势头，这样的国家确实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当时，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冷战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意义。中国的幸运之处正是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动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衣襟而迎头赶上并实现快速崛起，从而获得了一个长期的战略机遇期。不过，国际社会在技术上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在技术创新上依然处于相对弱势。未来，中国将继续努力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但技术为中国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
2.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源自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陷入滞胀。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理论的要素实际上贯穿于西方国际关系悠久的历史之中，可以上溯至伯罗奔尼撒战争， 即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说的“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发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权力转移乃至近代西方大国崛起所引发的权力转移，都是以战争方式来实现的，是一种急速转移。而20世纪70年代的权力转移，既不是以战争方式，也不是急速转移，而是一种渐进的温和式的转移。不过，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崛起迅速，因而在西方看来产生了长久的“冲击波”而使得国际权力结构不稳定。实际上，国际权力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这样的动态平衡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大国成长的战略机遇。客观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转移，的确可以为崛起中的中国造就战略机遇，但在权力转移的博弈框架中此长彼消的权力结构处于长期相持阶段的时候（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这种现象）权力转移的客观环境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也就非常有限了。
3.西方主导国家的战略失误
西方主导国家的战略失误为中国的发展“制造”了战略机遇。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虽然是同一块大陆，但地缘政治上是有东西之分的，分界线就是原来苏联控制的欧亚结合部地带。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的冲突一度降温，但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之下，地缘政治的争夺在欧亚结合部地带很快回潮。苏联解体意味着西方获得了冷战的胜利，然而“和平的红利”迅速转化为西方的困惑：跨大西洋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时美国发现，“‘共产主义’的垮台实际上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垮台，因为这就使支持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根据——自由主义的公开意识形态对手过去默然支持了这个根据”。因此，美国积极插手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重新激活了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然而，在历经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有损美国形象的战略失误之后，“美国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终结”不仅表现为“单极时刻”的终结，也表现为“美国霸权更长时期的物质和规范力量的终结”。欧亚大陆西部的战略挤压恰恰给欧亚大陆东部以宽松的战略时间与空间，这一切都为中国的大国成长“制造”了机遇。然而，从战略博弈看，任何国家都不能寄希望于战略博弈对手的失误来获得制胜的机遇，而是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博弈的能力来争取战略机遇。寄希望于战略博弈对手的失误来获得战略机遇和战略安全，并不是战略性的，而是暂时性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给中国“制造”的战略机遇，也是因为中国成功地利用了“战略时间差”。具体步骤：第一步，在中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借助西方的产业转移而获得了对中国来说依然是先进的技术，中国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产业。第二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在不平衡发展中获得了大国成长动力。第三步，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中国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第四步，抓住西方的战略失误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几个步骤体现了中国在宏观时间上最为成功的战略博弈，也是中国对宏观时间意义上“战略时间差”的成功运用。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中国完成了西方列强数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因而，这个意义上的“战略时间差”的运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
（二）中国在新时代对“战略时间差”的把握和运用
中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最关键的依然是要把握和运用好“战略时间差”。从技术的角度看，进入工业4.0时代以后，技术革命的成果几乎覆盖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因而从技术上去寻找机遇虽然还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借此“制造”战略机遇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对于任何大国来说，一旦获得战略博弈的优势，就能够获得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战略博弈优势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对博弈“战略时间差”的把握。任何国家都知道硬碰硬的战略博弈成本太高。例如，在核技术条件下的技术性战略博弈是没有胜利者的，妥协是博弈双方必然的选择——古巴导弹危机就不是以硬碰硬的方式获得战略优势而结束，而是通过双方走向妥协并转移战略博弈的内容而结束的。当然，无理由的妥协自然是不合适的，很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借时造势消力”才是战略博弈的上策。所谓“借时造势消力”，就是寻找机会用“时间差”来规避对方的锋芒，从而巧妙地抢占战略博弈的优势，至少可以避免硬碰硬而陷入零和博弈之中。通过巧妙运用“时间差”，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尽可能争取增量的正和博弈， 而这在相当高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角色、责任和成长路径三大基础性战略问题。
第一，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主要是中国与美国的角色关系。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体系，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中国究竟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对国际体系和现有主导性国家——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在角色定位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地位，那么中国的大国成长路径就是一条争霸的战争之路。这就与西方大国成长的路径没有区别。邓小平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邓小平已经认识到经典着作中“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存在着时代的局限，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韧性。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只有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改革者，才能确保中国在和平的世界环境中和平崛起，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永远进行妥协，而是在经典着作的“两个必然”问题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时间进程中把握“战略时间差”；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不能急于也无法迅速取代美国来主导国际体系，中国在国际角色的扮演上同样要把握“战略时间差”。历史上，崛起国取代霸权国主导国际体系不是靠崛起国单方面争取的，而是实力发展的自然过程。因此，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势上升，反而会强化外部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色彩。这显然对中国不利。
第二，中国的国际责任，即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间能够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关于中国责任，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而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责任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迄今为止，中国责任的这些内容没有改变，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当时，中国主要处于学习国际规则和消费公共产品的阶段。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因此中国开始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整体性地否定既有的公共产品而全面创新公共产品，还是让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继续发挥作用，并在其没有覆盖的领域进行公共产品创设？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全面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也就是所谓的“制度性替代”，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去美国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秩序”提供了包括“保障安全、维持经济开放和稳定以及支持形成该秩序的规则和机制”， 因而“新兴大国不可能以替代的方式构建全球秩序”，“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合作对于全球治理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去美国化”显然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后一种观点似乎为中国责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而对于这种方式，时间在其中依然是关键性的要素，即延长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的时间，使它的取向彻底展现出来，从而使国际社会对新的公共产品产生新的更大的期待。
这样的“战略时间差”，会为中国在有能力的前提下所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更大的正当性，从而对“中国威胁论”产生重要的消解作用，这样中国将会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第三，中国的成长路径。关于大国成长路径和方式，有学者提出了“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认为物质性成长包括国家对于领土、资源、海洋、市场、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物质性资源的追求；而社会性成长是指“大国的发展必须以主流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以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取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进而成长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过程”。这两种成长的方式与笔者提出的“工具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大体一致。从这两种崛起的方式看，中国能否跳出“国强必霸”的历史规律，关键要看中国能否坚持实现“社会性成长”和“制度性崛起”。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外交要为内部发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今天成长起来的中国更加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甚至以中国的发展来“反哺”世界，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否则，中国就必然遭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新殖民主义”和“霸权扩张”的指责。不少学者认为，在中美关系处于困境、美国霸权力量衰落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还有学者甚至主张中国要采取“有所作为”的方式来主导新型全球化进程，与美国彻底“摊牌”。也正因如此，中美之间的矛盾在双方各自内部的极端情绪绑架之下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难以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而“制度性崛起”就特别强调既有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在新力量格局中的“时间性”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所体现的是，中国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博弈策略、中国的国际角色扮演技巧和中国在大国成长路径的选择上，就如何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所展现出来的战略智慧。
具体步骤是：第一步，遵循用“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克服急躁偏执的民族主义情感之战略原则。也就是说，经典着作中的“两个必然”要放在两种制度更长远的战略博弈框架中来思考，这是“战略时间差”的战略性运用。第二步，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中国采取“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方式，即在维护既有国际制度权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同时创设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弥补既有制度的缺陷。第三步，在中国的成长路径上，用“制度性崛起”取代西方大国的“工具性崛起”，继续确保既有国际政治文化在新的力量格局中的“惯性”，从而避免所谓的“中国强硬论”。
（三）在中美博弈中要“借情造势”继续把握好“战略时间差”
诚然，美国等西方各国当前大都处于战略守势阶段，而中国处于主动进取阶段。但是，从绝对实力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弱势，中国当前的强势主要是表现在经济实力上，如果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以硬碰硬的方式来互怼，可能还不现实。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最好的方法就是“巧打”，即掌握好自己的节奏然后发巧力，打出一个个漂亮的“战略时间差”，赢得新的战略机遇。这个“战略时间差”如何打出来呢？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中美俄三国关系。
“三角博弈”是封闭条件下的博弈，由于相互之间不交往、不交流，所以相当于一种“囚徒困境”。当今世界此种博弈基本上不存在。“三边博弈”是开放条件下的国家间关系博弈，这种博弈关系几乎是透明的，相互之间都有利益关系，往往是以促进合作为目标的博弈，因而它不仅是非零和博弈，而且是正和博弈。最危险的博弈是中国作为博弈一方，俄美联合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若出现这种情形，中国就处于最危险的战略博弈之中。若中俄联手为博弈的一方，美国为博弈的另一方，这种博弈风险有所降低，毕竟中国不是作为对手单独参与博弈的。但是，从历史的情况来看，中俄的合作依然是相互借重的多，作为战略博弈盟友的成分少。尤其是从近代历史来看，每当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时候，就会从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以弥补它在西方的损失。这虽然不能作为中俄关系的“历史情结”，但毕竟是历史教训。假设俄罗斯作为博弈一方，而中美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可能在理论上风险比较低，但现实在于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无论如何中俄不应该成为博弈的对立方。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中美的合作将在相当大程度上产生重要的平衡作用。二战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中国与美国合作密切的时候，中国就比较安全，也发展得比较顺利。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博弈内容在于，如何在中高风险博弈中寻找“战略时间差”，使之转化为低风险博弈，甚至是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
冷战结束后，欧洲一度认为俄罗斯不再是欧洲的威胁，但最近几年欧洲重新恢复了对俄罗斯的恐惧感：一是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其中包括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拿走了已经在乌克兰管辖之下达60年的克里米亚半岛，欧洲担心俄罗斯继续使用手段肢解欧洲东部的一些国家。从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来看，欧洲认为它们的担心已经转为现实了，尽管欧洲国家不直接出兵援助乌克兰，但相关的援助却以各种方式投向了乌克兰。二是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欧洲认为俄罗斯主要是维护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和自己的地缘经济利益，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因此，从战略层面上看，美国是否完全放弃了对欧洲安全负有的义务？美欧没有根本性矛盾，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暂时性收缩导致双方产生了一些分歧，并非美国从根本上抛弃了欧洲。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未变，欧洲盟友对美国依然具有全球战略价值，而经过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以稳定为主基调。欧洲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不过欧洲此举似乎有意挑拨当前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中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的一种制衡，一旦中俄关系因欧洲而渐行渐远，当美国“特朗普冲击波”消逝且美欧关系回归常态时，制衡美国的力量就会出现真空，中国、俄罗斯就会被迫自保而走向孤立。
因此，中国把握的“战略时间差”，如果成功地把俄欧矛盾转化为俄美矛盾，不仅中欧关系、中俄关系都更为轻松，而且还可以在欧洲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国要主导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不应该由自己来高呼，而应该是由国际社会的期待来确定。当前，中国内部有一种声音非常高，即“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 “中国主导全球治理” “中国构建全球秩序” 等，实际上并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反，国际社会也会认为中国要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因此，当今中国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彰显和平外交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而不是靠不切实际地迸发出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自身发展还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中，以及在国际秩序的构塑过程中，中国唯一的方式，就是以行动即以身作则来彰显和平意图和决心。
5 结语
时间从来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相比较而言，把握“战略时间差”比把握关键的时间更为重要。当然，把握关键的时间以后，可以强攻也可以巧取。从博弈成本来看，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以大代价来进行强攻，而更愿意以最小的代价来巧取，而巧取就要善于把握“战略时间差”。
当前国家间关系的“口水战”非常严重，图口舌之快并不能使国家赢得战略博弈，反而会使国家形象受损。纵览古今中外国家的命运，都与关键的时间点、时间段或时间过程中的“基准时间”有关。智慧的战略家就是把握“战略时间差”，为国家获取战略博弈优势。当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不属于最优，甚至比较恶劣。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存在，但新的战略机遇需要中国通过自己把握“战略时间差”来创造，而不太可能通过技术革命和他国的战略失误来“制造”。因此，时间对中国的战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国大战略来思考，中国在未来的总体战略博弈中依然要把握好“战略时间差”。
从中国大战略考虑，中国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步，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是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第三步，着力内部发展，大国成长的困惑的关键在内部而不是外部。第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文章转自《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拜登想让我们三国牵制中国, 但能保证我们各自的利益吗?”
西方政治哲学家是否曾为“持枪自由”做辩护?
澳大利亚新总理: “我们将坚定推进核潜艇计划”